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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李璧墓志不仅是书法爱好者临写魏碑的范本,其志铭还是我们研究南北朝历史的重要文献。本文通过对李璧家族世系及其婚姻状况的分析,认为李氏或为鲜卑族,通过与中原汉族大姓联姻而日益汉化,是北魏时期北方民族大迁徙和各民族融合的一个典型实证。同时,通过考证志文所载北魏孝文帝向南齐借书一事,证实了搜集儒家典籍、吸收汉族文化,是北魏汉化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南北文化逐步融合的关键所在。本文包括三则札记:一是将六年 司寇戈之 释为"欦",读为阴,定戈为魏国;二是根据战国时期上洛的归属,廿八年上洛戈应为魏惠王前元二十八年所造;三是根据栾左库戈的形制与晋公戈、虢太子元徒戈等相似,而将两件栾左库戈定为春秋时期晋国的。同光时期,清治下内忧与外患渐轻,政局趋稳,秩序渐定,始对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制和勇营并存的制进行调整,以堵塞外加、饷外加饷的漏卮。勇营本以补制之不足,由于在战争中表现远超绿营,由偏锋演变成主力,因此战后如何区处二者关系着实考验统治阶层的政治智慧。清朝和在战争中崛起的督抚将领,在勇去留和继续使用何种制这些关键问题上产生了诸多分歧,或出于公心,或出于私意,其中所呈现出的见解与思想十分耐人寻味。探讨此间朝野上下在制方面的改革思路与实际法,可以了解晚清事思想发展的一般过程,感受膨胀与饷之间的矛盾,更能洞见晚清制改革的取径及其局限。本文首先介绍了御窑遗址出土的明早期葫芦形窑和中晚期的馒头形窑,阐明御窑从使用葫芦形窑转变到使用馒头形窑的必然性。并结合出土迹象与文献,认为宣德至万历时期的御窑馒头形窑皆为前窄后宽式,万历中期以后变为前后等宽,变化的过程是在原地不断由窑尾向窑头推进。还推算出:明初有窑2座;宣德时期有窑58座,包括龙缸大窑32座,青窑6座,色窑、熿窑2座,宣德中期,将16座龙缸大窑改建成青窑;嘉靖、万历时期有龙缸大窑16座,熿窑及色窑2座,青窑44座。此外,对窑炉的分工也进行了考证,认为熿窑是烘烧低温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烘彩炉;色窑是烧制高温颜色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烧造低温颜色釉的;风火窑是烧造半成品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诸窑的总称。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当局向山东抗日根据地抛出大量票,严重扰乱了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在根据地的领导下,根据地内的银行、工商、 、等部门密切配合,组织群众进行反票斗争, 终使票无藏身之地。本文根据档案文献和报刊,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票的种类、来源与危害及票的识别与进行考察,论述了根据地的反币斗争,并对若干票的鉴别方法进行了总结。西周虢季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纹饰的表现方式和模范技术都处于转型时期。研究虢季青铜礼器纹饰结构特点和范缝痕迹所传递的信息,结合不同时期青铜礼器模范技术以及模拟青铜礼器陶范实验,可了解西周虢季墓青铜礼器范型技术的概况。本文通过出土的殷周"戈"族铜器铭文与甲骨文史料互证,结合传世文献,考证"戈"方国族氏始封于夏,姒姓,少康灭之,其后以国为氏;商周时期之"戈"地地望在今商丘与新郑之间。临汾辖区陶寺类型遗址有二百多处,经研究,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寺类型文化的主人,控制了临汾盆地。从整体看,其聚落群的组合多为金字塔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表象。其文化特征是完全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统一的礼制规范下进行生产、生活,是同一个族团。陶寺城址是这个庞大族团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是这个族团的国都。陶寺古城前期的主人是帝喾,后期的主人是帝尧。曹操墓出土牌铭"魏武王常所用",分别为戟、矛、、椎四种,由导从及长短,形成一套 简单的组合,执行"跸侍卫如常仪"的基本功能,属于天子仪卫。例如"交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曹操生前获得享用天子仪卫的资格。这套仪具既体现了曹操的薄葬主张,同时也是墓主身份地位和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