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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一件新见铭文铜戈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国别属齐。戈铭中的"乐成(城)"二字应系地名，地望待考。配合 中线工程，考古工作者于21年对淅川全寨子墓葬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东汉时期砖室墓21座，出土随葬器物55件，为研究丹江地区东汉时期墓葬的形制演变规律以及丧葬习俗了重要的参考。倗戈"用燮不廷"，李家浩先生信从清代学者马瑞辰的说法，将"燮"读为"袭"。但"燮"、"袭"通目前没有发现例证，将"燮"读为"袭"的立论和举证都存在很大问题，实际上不足采信。倗戈"用燮不廷"之"燮"，应当训为和，"用燮不廷"，与毛公鼎"率怀不廷方"、逨盘"方怀不廷"含义相近，谓协和那些不来朝觐的 。清华叁《说命中》简3之"燮强"，整理者李学勤先生读"燮"为"袭"，非是；廖名春先生训"燮"为"和"，"燮强"指团结诸"强"，正确可从。又清华叁《芮良夫毖》简13"畏燮方雠"、简14"燮仇启国"，整理者赵平安先生将"畏燮"之"燮"读为"袭"，"燮仇"之"燮"训为"和"，前后解释不同；其实"畏燮方雠"之"燮"也当训为"和"，"畏燮方雠"谓以威力协和四方之仇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可能是董其昌现存有明确纪年作品中 早的一件。但因其与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图册》中的多幅作品近似，围绕二者真伪问题引发了一场"双胞案"讨论。就实际情形而论，"台北本"有十九，共计三十六幅画作和两幅书法墨迹，"安徽本"仅有十六，共十六幅画作。两本中的近似作品也仅有十二幅，并非如杨岩松所说有十五幅之多。"安徽本"中有四幅作品摹自董其昌晚年的一件山水图册。"台北本"共计三十余条题跋，所含带的历史信息远远大于"安徽本"，尤其是第十九《西兴暮雪》的创作背景，涉及万历辛卯(1591年)的"争国本"事件。借助两件山水图册近似现象的讨论，深入反思当前单纯以宏观的文人画概念和笼统的笔墨趣味等标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好董其昌作品真伪鉴别。吴汝纶是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其作品自然成为学者研究吴汝纶思想的重要参考。黄山书社于22年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给学术界研究吴汝纶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然因载籍甚众，该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阅读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时，发现其中有吴汝纶应冒广生之请而撰写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牍是吴汝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态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故本文首先通过对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考释，以明确此信的写作背景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萧穆、周星诒及吴汝纶等人书信，对信中的"蚊船亏累案"进行了补充疏证，以了解吴汝纶为解决此事而的各种努力。 依据信中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从而让人们既能领略吴汝纶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对冒广生的巨大影响。《左传》等传世文献中记载有大量薳( )氏家族的信息，南阳浙川发现有 氏家族墓葬，楚简等出土文献中还包含有 氏家族及速氏(学界以为即薳氏)家族的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并运用考古出土材料和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上述几大家族作重新认识和考察，可以发现，春秋时薳( )氏家族在楚国的地位很显赫，至战国时始衰败。传世文献可见，薳氏即 氏。薳与 ，作为邑是不同的地名，在金文及楚简中， 地即 地。薳与 ，作氏称可互通。作氏称时，在金文及楚简中薳另作 ； 则另作 ( )、 。在次 可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两件清末四川劝业公所窑业试验场试烧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记载了2世纪初四川窑业试验场试烧瓷器的由来；青花绿彩瓷碗仿烧了当时代表瓷器烧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窑业试验场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两件瓷器见证了人民为振兴实业、强国兴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补了清代四川制瓷业研究的空白。经过3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二里头文化期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新砦期也不会是 早的夏文化。如果要追寻早期夏文化就必须到比新砦二期文化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去寻找。在新砦遗址找到了城墙、护城河、内壕、外壕以及大型建筑。新砦遗址所在的溱洧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较发达的农业，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得到较快的发展，仰韶文化后期，聚落分化明显加剧，到了龙山时始出现城址，至新砦二期终于出现了都邑性质的原始城堡，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似乎迁往它处，至东周时期再度繁荣。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据史书记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