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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石文化方孔石器发现之后，对它的用途一直认识不太清楚。经对新出土的仰韶文化方孔石器的观察和研究，可初步推断，其应为远古时代的乐器——方孔石磬。5年5～6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中博股份有限公司住宅楼工程进行了考古发掘，宋金墓葬12座，均为竖穴土坑洞室墓，出土一批陶瓷器和钱币。为郑州地区宋金墓葬的研究了新。磨山遗址第1地点出土石制品近4件，原料以石英、砂岩与石英岩为主，另有少量细砂岩与变质砂岩，类别有石料、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屑及使用砾石，成形石器相对较少。第1地点遗存的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磨山遗址是广东省目前确认的年代 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15年7~1月，辽上京考古队发掘了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现宫城墙、夯土台基、慢道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辽代及其以后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宫城东门是一座"分心槽"布局的殿堂式城门，与其他过洞式城门不同，是研究辽代建筑技术、辽代都城城门制度、辽代都城的朝向布局等方面的重要。13年，临淄区文物局在尧王村西南发掘了两座东西并列的甲字形土坑木椁积石墓。椁室四周的生土二层台上各有两座陪葬墓和一座器物坑。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水晶玛瑙器、蚌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组合，推测这两座墓为夫并穴合葬墓，年代属于战国早期晚段，墓主为齐国大夫 。排水管道是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长安城历年的考古工作中多有发现。这些排水管道遍布于汉长安城各处，所用陶管形制、连接方式和管道形制等各有特点，与其他排水设施和汉长安城建筑格局等方面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西汉时期都城排水系统建设的辉煌成就。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从壁画人物形象、墓葬规格等判断，墓主可能是北魏末年一代枭雄尔朱荣。但是从壁画《图》之《射鹿图》看，墓主更可能是尔朱兆。14年1月河南省鄢陵县 局破获一起文物盗窃案时，发现一通北齐皇建元年道弼造像碑。碑阳雕大小佛龛7个，碑阴刻造像题记。根据造像内容可知，这是一件反映三世佛传承系谱的造像碑。本文对其造像内容、题材、艺术风格等进行介绍研究。红绿彩瓷是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以红、绿、黄等颜料彩绘，再进行第二次低温烧彩而形成的釉上彩瓷。随着红绿彩瓷器在金代墓葬中的不断被发现，其产生于金代已成定论；金代红绿彩工艺对后世尤其是对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影响极其深远，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新建养院碑"记录了近代天津西式机构—"总督"(俗称马大夫)的建设过程。作为重要的物证和史料，该碑虽然简单记载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在天津行医和参与建立"总督"的事迹，但是碑文主要内容却是歌颂李鸿章在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马根济与该院关系到底如何?本文将结合天津博物馆藏有关文物和文献，探究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是如何通过影响李鸿章等社会上层人物，促进天津西式机构建设的起步和不断发展的。战国魏大梁城位于今封市城区偏北部，其平面布局一直没有定论，本文综合考古钻探成果、历史文献并结合封历史地理的实际情况， 绘制了大梁城平面布局示意图。大梁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郭城和宫城两部分组成，宫城位于郭城东南部。浚仪渠从郭城北部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宫殿区位于宫城西部正中的高台区域，手工业区位于郭城北部的浚仪渠两侧。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密宗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此外，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密宗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侄女、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丈夫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在次 可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两件清末四川劝业公所窑业试验场试烧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记载了2世纪初四川窑业试验场试烧瓷器的由来；青花绿彩瓷碗仿烧了当时代表瓷器烧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窑业试验场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两件瓷器见证了人民为振兴实业、强国兴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补了清代四川制瓷业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