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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俑源于战国楚地。汉代木俑集中出土于四个区域,以甘肃为代表的河西地区,以四川、两湖和江苏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中江苏地区出土木俑以扬州、淮安、宿迁、连云港市域为主,类型多样,有仪仗俑、侍俑、伎乐俑以及动物俑。其所代表的文化传承、内涵以及文化属性显示出楚文化的重要影响。江苏汉代木俑延续了楚国木俑方法,分别是整木雕刻和拼接。木俑线条刻画上,江苏木俑整体偏圆润,楚俑线条方硬。在发饰、服饰等方面,江苏木俑也与楚俑表现出明显差异。在木俑组合与墓主身份上,西汉早、中期木俑以士类仪仗俑为主,侍俑为辅,有一定数量的乐舞俑;中晚期以生活类俑为主,舞俑、乐俑基本消失不见,部分汉墓仅出现动物俑。楚俑"镇墓兽"职能在汉代木俑中已经淡化,但不同地区的随葬木俑在随葬位置上具有一定共性。殷墟好墓出土四面铜镜,可分为两种,每种背面的纹饰完全一致,应该具有固定的寓意。其中一种为古代对十二中气太阳运动轨迹模拟的"七衡六间图",一种是战国以前的星象分区图式。两种铜镜以天象图式表达着古代的盖天观念,并确立了铜镜圆以象天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种传统中又加入了方的图式, 终形成天圆地方的整体盖天寓意,并在汉代达于。6年8月,文物部门在博爱县酒奉村发现唐代裴滈墓志。墓志详细记载了裴滈的生平世系、历和姻亲等情况。墓志由其弟、曾任唐僖宗宰相的裴澈撰写。该墓志对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了解东眷裴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包山楚简中有一组占卜记录,是研究战国时代思想意识的新,十分珍贵。完整的占卜记录包括两部分:一为卜辞,有时间、事项、意愿、占卜结果。二为祝辞,有祝祈的神灵、祭品、祝祈目的。然后,卜人还要对祝辞再作一次占卜,并作出 终判定。简文中有些内容与《周易》有关,如贞卜"出入侍王",类似情况可参阅《周易》中的复卦、坤卦、《系辞》。祝祈神灵中有"二天子",应当是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伏羲与神农。禹会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这里发现了一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表明并非单纯的居住遗址。丰富的出土遗物,为探索黄河、长江及淮河流域龙山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涂山地望、大禹文化和淮河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211年,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庄遗址 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发掘,发现两周、汉唐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 为丰富,主要有大型环壕、灰坑、墓葬、房址、灰沟等,分布较密集且出土遗物丰富。庄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郑州西部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日之间规模的一场局部战争,1936年底爆发的绥远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受当时通讯手段及地理位置的影响,只有少数记者前往绥远前线实地采访,的战地摄影师方 宁始,他前后在绥远前线各个战场上进行了长达43天的采访,其间拍摄了近4张照片,并撰写了一系列战地通讯。这些照片和通讯先后发表在《世界知识》画报、《大公报》、《良友》画报等报刊上,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通过对 博物馆馆藏方大曾摄影遗作进行分析,结合他当时发表的战地通讯,从中可以梳理出他在绥远抗战前线采访活动的具体细节。"尹光方鼎"(旧称"逦方鼎""乙亥父丁鼎")与"听簋"(又名"逦簋""京簋")的定名素有较大争议,"逦""唯各"" ""享京"等字词的断句与解释是整篇铭文释读与确认器主的关键所在。"逦"是动词,佐匹、襄助之意。""读为庭或廷。"各"与"享京"分别是两器的受赐对象与铸器者,故应定名为"各方鼎"(或"各鼎")与"享京簋"。农业博物馆藏唐魏王武承嗣墓志,由梁王武三思撰序、崔融撰铭,形制较大、规格较高,是已发现的唐王侯级墓志中者。志文详细记载了武承嗣的生平和历任职以及卒葬地,可补证两《唐书》武承嗣传等记载,为研究唐代特别是武周时期历史了重要。志文引用大量历史名人典故,辞藻华丽优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长孙琬的楷书章法疏朗,神气贯通,遒劲圆健,腴润婉丽。传世文献和部分金文文献中的"元子"一词,通行工具书一般解释为"长子"、"首子"、"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等,也有学者提出了"元子"中的"元"应训为"善"的意见。本文通过对1987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的春秋时期可忌豆铭文"元子中(仲)姞"等内容的研究,认为以往的解释过分强调"长子"、"首子"、"嫡长子"等层面的含义,训为"善"的意见也有可商之处。先秦、秦汉文献及出土中"元子"一词强调的只是"嫡庶"的观念,与是否为"长子"、"首子"没有必然,也不限于"嫡长子",其他"嫡子(女)"也可以称为"元子"。"元"在训"首"之外,具有"嫡"的涵义,是在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背景下衍生出来的。文中对部分文字形体的隶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质谱方法测定了安徽蚌埠禹会遗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与普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学组成,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结果显示,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组成与普通陶器有明显不同,结合考古学背景分析,这种精 陶器应不是由禹会遗址本地生产,而是从外地传入的,且其产地来源可能在2处以上。本文的研究对探明禹会遗址的性质、验证"禹会涂山"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解龙山时代晚期皖北及其周边地区陶器传播与文化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